這是《日知錄》背景資料及解讀，是優秀的教學案例文章，供老師家長們參考學習。

　　作者簡介：

　　顧炎武(1613~1682年)與黃宗羲、王夫之在20世紀初并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家”。原名忠清，學名絳，字寧人，號亭林，人稱亭林先生，又曾著名蔣山，江蘇昆山人，出生于“鄉宦豪紳”家庭，到他祖父、父親時，家道中落，但藏書還是很多。他的祖父是一個很留心時事的人，顧炎武從小就受到祖父和母親的嚴格教育，六歲時母親就教他讀《大學》，7歲時跟老師學《四書》，9歲讀《周易》，11歲讀《資治通鑒》。顧炎武自14歲入昆山縣學，學習、自修18年，在這期間，他在祖父的指導培養下，打造了有關傳統文化典籍及當時政治、經濟構架的深厚與堅實的基礎。自清順治元年至十三年(1644~1656年)他在江南地區對清軍入主中原的統治，作了旗幟鮮明以及秘密串聯的反抗活動。自清順治十四年至康熙二十一年(1657~1682年)，他離開江南，到北方的齊、燕、魯、趙以及秦、晉等地，做了許多帶政治性的學術活動和人際活動，進行了若干調查研究工作，寫出了大量具有很高價值的專著和詩文。顧炎武還有許多經濟活動，如開墾荒地，興辦水利，創辦票號等，顧炎武一生著作甚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音學五書》、《日知錄》和《天下郡國利病書》。

　　顧炎武像

　　背景介紹：

　　在明末之際，轟轟烈烈的農民大起義，很快沖垮了明王朝的反動統治，起義風暴幾乎席卷了北部中國。在清軍入關以后，各地又掀起了大規模的抗清復明斗爭。顧炎武在十四歲時就同好友一起參加了一個由知識分子組織的吟詩作文、議論時政的復社，這對他后來研究社會問題有深刻的影響。同時顧炎武誓不與清軍合作的態度也對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影響。

　　內容概要：

　　《日知錄》書名取之于《論語·子張篇》，含有深刻的寓意：要每天學習自己未知的新知識，每月復習它們，就算得上好學了。顧氏于初刻本卷首對此有說明，以示其篤學之志。在顧炎武生前，《日知錄》只有八卷本行世，是康熙九年在江蘇淮安付刻的，稱為符山堂本。顧炎武去世后，潘耒從其家中取出書稿，稍事整理，刪改了觸犯時忌的字眼，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陽刊刻，三十二卷，是為遂初堂本。

　　《日知錄》內容宏富，貫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錄》有條目1019條(不包括黃侃《校記》增加的2條)，長短不拘，最長者《蘇淞二府田賦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殺》僅有9字。這與作者立志學術創新有密切的聯系。潘耒把《日知錄》的內容大體劃分為八類，即經義、政事、世風、禮制、科舉、藝文、名義、古事真妄、史法、注書、雜事、兵及外國事、天象術數、地理、雜考證。這兩種劃分都有其價值。前者重視了《日知錄》的經世意義，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說這書只有宋元時期的名儒能做出來，明朝三百年來沒有這樣的書，將來治國者采用其說，會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僅嘆服其考據的精辟、文辭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書的本意。后者則偏重其學術意義，劃分雖更為細致卻不免得其體而遺其神，評價也與前者相左，盛稱顧氏考據之學而貶低其經世思想，認為“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關于寫作此書的目的，顧炎武本人說的很明白，他說：“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寫《日知錄》乃順勢而行，“無來而順應”的變革思想。對于君主的地位，君主與臣下的關系，顧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釋。在《周室班爵祿》條中，他說，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貴，他們管理國家事物，與老百姓一樣，也是靠勞動吃飯。“祿”是他們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報酬。所以，君主不應該肆虐于上以自尊，不應該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舉出大量的歷史上“稱臣下為父母”、“人臣稱人君”、“人臣稱萬歲”的例子，以淡化至高無上的軍權，為建立新型的君臣關系提供歷史根據，表現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閱讀指導：

　　《日知錄》闡發了唯物主義的思想，在當時是進步的，但由于受到時代的局限性，以現在的觀點看有些問題是過時的，我們在閱讀時應該汲取精華、剔除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