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論語》解析說課稿，是優秀的教學案例文章，供老師家長們參考學習。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大段引用《論語》，并以此作為敘述孔子生平的線索。《漢書·董仲舒傳》也記載董仲舒援引《論語》中孔子的話，作為立論的依據。董仲舒是漢初景帝、武帝時人，司馬遷稍晚于他。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董仲舒、司馬遷都見到了《論語》的內容。換句話說，至晚在漢朝初年景帝、武帝的時代，《論語》一書應該已經結成，而且內容與我們今天見到的版本已非常相近。但是，這部書是否在當時就叫做《論語》，我們還是不能知道，因為他們都沒有提到過“論語”兩個字。

　　最早提到“論語”兩個字，并將其當作書名或篇名來引用的，是《禮記》中的《坊記》。那么，《論語》一書的得名必須早于《坊記》的成篇。至于《禮記》諸篇的年代問題，歷來都很聚訟。唐朝初年成書的《隋書·經籍志》說《禮記》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河間獻王所得孔子弟子與其后學所記，二是西漢末年的大學者劉向考校經籍時整理出來的。后經戴德、戴圣相繼整理刪減，成為今天的樣子。所以，今本《禮記》又稱“小戴禮”。在同書《音樂志》中引沈約的話，說漢初經籍殘佚，儒家學者搜集零星，采其與“禮”有關的片段，編輯而成《禮記》。其中《中庸》、《表記》、《防記》、《緇衣》都是《子思子》一書中的片段。我們知道，子思是孔子的孫子。也就是說，《禮記》諸篇并非先秦的作品，但其內容卻主要來自《子思子》、《公孫尼子》等先秦著作。《隋書·經籍志》同時紀錄了《子思子》與《禮記》，南朝的沈約應該同時見到這兩部書，并知道其中的異同。那么，沈約的話應該滿可信的。

　　但是，幾年前在湖北郭店出土的戰國中期文獻中，有一篇顯然就是今本《禮記》中的《緇衣》。由此推測，沈約所提到的《禮記》中的其他幾篇，特別是《中庸》、《表記》與《坊記》很可能也成篇于戰國。郭沂先生考察了郭店出土的文獻后認為：《子思子》一書原來就叫做《中庸》，就是《史記·孔子世家》中“子思子作中庸”的“中庸”，而今本《禮記》中相關篇章原來都是《中庸》一書的篇章(見郭沂“《論語》·《論語》類文獻·孔子史料——從郭店簡談起”、“《中庸》·《子思》·《子思子》——子思書源流考”等文)。我雖然覺得問題至此還沒有完全解決，但也覺得這個說法聽起來比較順。

　　二.《論語》的作者

　　《論語》的作者誰呢?應該不是孔子本人。在先秦，學者與學生討論問題，并且親自參與將這些言論集結成書，這部書常常就以這位學者命名，比如《孟子》、《荀子》

　　、《韓非子》等等。假如孔子親自參與了《論語》的集結，那么這部書就應該叫做《孔子》。郭沂先生認為司馬遷所說的《中庸》就是《子思子》一書原來的名字，為子思所著，我對此還是有些疑慮的。

　　《漢書·經籍志》引劉向的話，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篡，故謂之《論語》。”那么，《論語》是孔子的學生們在孔子死后將他的論述編輯起來而成書的。雖然劉向對先秦典籍的整理常常遭到后世的懷疑與批評，但對這一點，迄今沒有人提出過質疑。

　　孔子的學生很多，《論語》是哪些學生編輯的呢?東漢末年的鄭玄認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北宋的大儒程顥則因《論語》中有“曾子”、“有子”的字樣，認為是曾子與有子的學生們編輯的。郭沂先生認為：《論語》的編者主要是孔門中“德行”與“文學”兩科的學生和他們的門人，即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子游、子夏等等(《論語·先進》篇說：“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郭先生主要是通過對郭店楚簡、今本《禮記》等的相關章節，與《論語》的內容進行了對比，而得出這個結論的。他的結論與鄭玄的說法比較接近，論證也很令人信服，比程顥的猜測更為合理。但是，我個人一直覺得，子貢在《論語》中經常出現，也很重要，他又那么愛說話、會說話，編輯《論語》完全沒有他的份兒，似乎不大邏輯。

　　三.《論語》的書名

　　如前所述，《論語》不同于其他先秦子書，有個很怪的名字，后世學者因此很費腦筋。對此論述最為詳盡的是鄭玄。北宋初年，邢昺受詔為魏人何晏的《論語集注》作疏，他在序中引鄭玄說：“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賢集定，故曰撰也。”鄭玄在注《周禮》中也談及《論語》的名稱，他說：“答述曰‘語’。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后載之，以示非妄謬也。以其口相傳授，故經焚書而獨存也。”

　　鄭玄是東漢今文學與古文學集大成的人物，是訓詁與注解先秦典籍的大師。他與東漢大經師馬融合稱“馬鄭”，對后世學者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我們今天所說的、與宋儒的“宋學”相對的“漢學”，主要指的就是馬鄭之學。馬鄭的注釋非常詳盡，廣徵博引，有時對一個字的注釋長至上萬字。陶淵明對這種注釋就曾表示不滿(“好讀書而不求甚解”《五柳先生傳》)。宋儒也因此很輕視鄭玄的學問。明朝時，鄭玄對經籍的解釋幾乎完全被排斥于正統教科書之外。一直到了明末、清初，乾嘉學者才重新發現了漢學的價值，而篤守不疑。

　　從鄭玄對“論語”兩個字長篇大套的解釋，我們可以窺見馬鄭之學的特點。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總有些穿鑿附會的味道。盡管如此，我比較情愿相信它，這不僅因為它是我們至今能看到的最早的資料，更因為這正是兩漢學者治學的方法。要想弄清《論語》的來龍去脈，就必須明白儒學在兩漢的傳習模式。

　　今人徐中舒通過對《左傳》、《國語》等先秦文獻的研究提出：一直到春秋時代，歷史記載仍有靠瞽蒙(盲人)背誦，口耳相受的。瞽蒙傳誦而經由后人書于簡牘的就叫做“語”。這種傳習方式恐怕不止于春秋、戰國，秦、漢之間，很多典籍可能還是靠著這種方式在個學術流派中流傳。這正應和了鄭玄的“口耳相受”說法。

　　四.《論語》在漢、魏的流傳

　　魏人何晏的《論語集注序》引劉向的話說：漢朝時傳習《論語》，主要有齊、魯和古文三個大流派，它們的文字、篇名及篇數互相都有差異。《齊論》主要在齊地的學者中傳習;《魯倫》則主要在魯地的學者中傳習。西漢景帝之子魯共王為了擴展自己的宮殿，曾經拆破壞了孔家的房子，從中發現了藏在墻壁里的古文《論語》和其他一些珍貴文獻。關于漢朝“壁中出書”的真實性，陳夢家有過很詳盡的論述，具體見他的《尚書通論》。這就是所謂的《古論語》。劉向很詳盡地敘述了這三家的承傳過程。

　　《論語》可能到漢朝初年還是在不同的學派中靠口、耳相傳授的。每一個學派因為方言語音的差異，最終寫在簡牘上的文字也不盡相同。更重的是，每一個學派所傳的文字都與他們對孔子原話的理解有關。可以說，每一個《論語》版本就是一個學派的研究總結，是一個自足的體系。后來，張禹兼攻齊、魯兩家，合成所謂的“張侯論”，盛行于世。漢末，專事綜合今文、古文學的鄭玄又以《魯論》的章目為基礎，參考《齊》、《古》，為《論語》做注，這樣，三家的差別才終于被泯滅了。

　　五.結論

　　通過上邊的考察，我們知道：《論語》最晚在漢朝初年已經結成。從郭店出土的戰國楚簡，我們甚至可以推測：《論語》的結成與得名甚至可能早至戰國中期。我們今天還可以有相當的把握說：《論語》出自孔門中重視道德、文藝(不是今天說的“文藝”，而是文人君子應該掌握的各種技藝)、言語等方面的學習的學生和他們自己的學生之手。

　　《論語》的“論”字顯然與“討論”、“講論”很有關系;而“語”子似乎不僅是“言語”的“語”，而是中國早期書籍中的一種體例。所謂“語”，應該是指那些先經過口、耳傳授，繼而被書之于簡牘的書籍。這個結論推測的成分多，論證還很不足。

　　《論語》在漢朝首先是在齊、魯學者中傳習。不同的學派所傳的《論語》，篇章與內容也不盡相同。假如這些保存下來，對我們研究漢代儒學一定有巨大意義。《論語》經過了張禹、鄭玄、何晏等等的整理，基本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樣子。

　　《韓非子·顯學》中說：孔子死后，儒家分成了八個流派。我覺得，《論語》正是戰國儒學諸多學派中的一家之言。它很可能是幾位志同道合的孔門學者憑著記憶，經過討論、切磋，篡集而成的。它代表了這幾位學者對孔子思想的理解，或許就是這一派所使用的教材之一。周予同先生說：《禮記》是戰國儒學的各家之言。在這層意義上，《論語》與《禮記》諸篇作為先秦儒學文獻的價值是同等的。要真正理解《論語》，理解孔子的思想，理解先秦儒學，就必須將《論語》和《禮記》等等早期儒學典籍一同參照來讀。